看高岩部长和梁满仓走了之后，我放下了手，与周边的几个干部点了的点头，就开始往回走。

从礼堂到县委办公楼不过百十米，院子里三三两两聚着散会的干部，三五个脑袋贴得极近低声说话，一看见我过来，声音立刻掐断，纷纷侧身让路，恭恭敬敬喊“李书记”，目光却忍不住往我身后的班子成员脸上瞟。

我没寒暄，只微微抬了抬下巴示意，脚步没停。一直到进了三楼办公室，那股裹着汗味、人声和躁动的热气，才被隔在了门外。

李亚男先进去推开了前后两扇窗，穿堂风裹着院子里梧桐树的清苦气灌进来，吹散了一上午的闷热。

她把笔记本和水杯放在办公桌上，拎起墙角掉的铁皮暖瓶，给我泡了杯毛尖。

茶叶是吕连群从外地考察带来的头茬春茶，嫩绿叶芽在白瓷杯里沉沉浮浮，茶香混着热气漫开。

她做这些事手脚极轻，做完就站在办公桌旁等着吩咐，半句多余的话没有。

我走到窗边，双手撑在磨得发滑的木窗沿上往下看。

县委大院的车正一辆接一辆往外走，大多是各乡镇、局办的桑塔纳、北京吉普，还有更多的的摩托车，突突突冒着黑烟拐出了铁门。

看着大院里人来人往如蚁群般奔忙不息，时光和岁月在青砖缝里悄然爬行，把每一张年轻或沧桑的脸都刻进1993年的夏日的蝉鸣里

我和梁满仓搭班子时间不长，但正是曹河县最难熬的日子。五十七家县属国企大半亏损，棉纺厂工人堵过县委大门，暖棚项目弄虚作假，省里市里的问责文件都来了几封。

他性子急，嗓门大，有的时候，我们在办公室也拍着桌子吵过架，吵到最后两个人嗓子都哑了。

这段时间风里来雨里去，说是搭班子，其实是并肩扛事的战友。现在仗还没打完，他平调去了市水利局。

说是平级，谁都知道虽然是管着全市水库防汛河道建设的部门，但是，却是个实打实的苦差事，但反过来想，挖河修渠倒也是件积德行善的实事，至少不用再天天对着亏损报告和工人请愿书发愁。

他这一走，县政府这一摊子，就落到了马定凯手上。名义上是“临时主持”，可我清楚，马定凯的这个临时负责人，真的就是临时负责人。

身后传来轻缓的脚步声，李亚男把续了热水的场内放在窗沿边，知道梁满仓走了之后，我心里不舒服，就声音放的很柔：“书记，吕书记和孟局来了，在门外等着。”

我转过身：“请他们进来。”

门被推开，吕连群走在前面，孟伟江跟在后面。

孟伟江没穿警服，藏青色短袖衬衫领口解开颗扣子，额头上还挂着汗珠，没坐沙发，拖了把椅子，两人在办公桌斜对面坐下。

李亚男给两人倒了茶，轻手轻脚带上门出去了。

吕连群端起茶杯又轻轻放下，清了清嗓子：“李书记，黄子修那个案子，有突破了。”

然后看向了孟伟江。

我指尖在茶杯上顿了顿。

黄子修是城关镇副镇长，派去砖窑总厂当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，说白了就是去摸王铁军的底。

结果去了一两个月，夜里下班路上被车撞了，至今躺在医院昏迷不醒，成了植物人。

县局一开始定的交通肇事逃逸，查了快三个月，线索断了又断，案子就这么悬着。

县里风言风语传得满天飞，都说他是挡了别人的财路，被人故意撞的，可没证据，什么都白搭。

“我们找到了关键证人，砖窑厂的窑工，有个叫王二柱的……”

吕连群插话道：“哎，名字不重要，重点！”

“哎哎。”孟伟江往前倾了倾身子，接过话头，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清晰：“王二柱那天晚上十点多下工回家，半路肚子疼，蹲在路边河沟里解手，正好看见一辆白色昌河面包车从砖窑厂方向开过来，时间、地点全对得上。他记得特别清楚，就是昌河。”

我抿了一口热茶，苦味顺着舌尖漫开。

“我们之前被现场的拖拉机轮胎印误导了，我们当时觉得这么晚，那么偏僻，不会有汽车经过。”孟伟江的语气里带着点压抑的急切，“现在范围一下子缩死了，我们已经开始摸排，县里的白色昌河面包车，不足十辆。”

吕连群补充道：“是这样啊，李书记，咱们县里的面包车，多是红色的，只有几辆是白色的。”

90年代的汽车，颜色普遍单调，白漆和黑色易脏、易旧，开久了泛黄发灰，所以，红色是最稳妥的选择，厂矿单位和个人也多偏好红漆车以显喜庆和耐用。

“仅仅发现有过一辆面包车？就怀疑是他撞的人？”

“不，是这辆面包车在事发地点停了下来，这一点这个叫王二柱的印象深刻。”

这一点，我仍然不能完全信服，毕竟对砖窑总厂的工人已经排查过，周边群众也已经排查过，之前就没有汇报过。

我淡淡问道：“之前不是已经排查了几轮，怎么没有这个线索？”

孟伟江抬眼直视着我，喉结微动：“因为王二柱不是砖窑厂的，他是来给亲戚替工的，一般工人都有宿舍，晚上十点多不会再走了，这不是，他替工只干了几天，这是他亲戚前两天回家和他喝酒，讲起来黄子修被撞这个事，时间和地点都对的上，这王二柱还说咋面包车停在路上，车灯啊都要照到他的屁股了，他还往沟里边挪了挪，王二柱说当是车上是下来了几个人的，觉得不对，王二柱两人才一起到派出所报的案，这个人依稀记得车牌号有个8字。”

这么一说，我脑海里就有了画面感，这王二柱的人应当是上厕所恰好遇到了事发现场，这样的话就极大缩小了调查的范围。

我搁下茶杯，瓷底与木桌轻磕一声：“证人现在在哪儿？安全措施有没有到位？”我看着他们两个，语气沉了下来。

“人还在到处打零工，没惊动任何人，伟江已经交代了，让他最近啊不要走远。”吕连群立刻应声，“这事除了我们俩和几个办案同志，没几个人知道。”

“保护措施必须钉死。”我加重了语气，“这很有可能是案子唯一的目击证人，绝不能出任何意外，更不能重蹈黄子修的覆辙。”

“您放心，我亲自盯。”孟伟江坐得更直了，指节都绷着，“我已经安排人，去找带8字的面包车，挨个摸排，绝对跑不了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没再多说。案子有了突破是好事，可我心里清楚，这件事最终目的除了揭开真相，还有就是调整王铁军了。

王铁军在曹河经营了多年，从烧窑工人干到砖窑总厂厂长，黑白两道通吃，是个官霸。

吕连群这时又开口，语气缓了些：“还有个事，我电话汇报的，省公安厅上周转下来一封举报信，还是告治安大队的魏剑，实名举报，说他滥用职权收好处费、打人。”

“我知道了!”我皱了皱眉。

“是。举报人是咱们内部人，细节都很清楚。”吕连群把初步核查的情况简单说了一遍，无非是在对马广才的审讯中，魏剑安排人动了手脚。”

我靠在办公椅上，指尖在扶手上轻轻敲着。

这哪里是告魏剑，分明是冲着县委政府来的，冲着马广才的案子来的。

“这种诬告陷害的事，不能寒了干事干部的心。”我开口，“之前已经核查清楚了，就按规矩给市局、省厅回函，给魏剑正名。该提拔提拔，该重用重用，不能因为一封诬告信，就否定一个干部。至于这个内部人。”

我看向孟伟江：“你们还是要深挖细查的摸排一下，不要因为这个人，影响了大局。”

两人齐声应下。闲聊几句，两人刚起身要走，办公室的门又被轻轻敲了两下，邓文东推门进来了。

邓文东心思细，说话办事谨小慎微，从来不说半句过头话。他夹着个黑色人造革文件夹，看见屋里的人，挨个打了招呼，脸上带着点笑意就是不张口。

孟伟江见状立刻起身：“李书记，你们谈组织上的事，我先回县局安排后续工作。”

吕连群刚要起身，我抬手示意他坐下，目光沉静：“人事上的事，你在分管，顺便听一听。”

办公室里只剩我们三个人，邓文东在沙发上坐下，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。

这眼镜戴得其实很稳，这是他十几年的老习惯，一开口说话就爱推眼镜。

“李书记，上次常委会定的调整砖窑总厂厂长的事，我们组织部按您的要求摸排了一遍。”他翻开文件夹，语气里的为难藏都藏不住，“我私下找了七个符合条件的正科级干部谈话，都是企业口、乡镇里能力口碑都不错的同志，结果……没有一个人愿意去。”

我抬眼看他，没说话。

县砖窑总厂是县里排前几的县属国企，年产值上千万，加上下属乡镇的砖窑厂有上千号的工人，厂长是实打实的正科级，多少人挤破头想抢的位子，现在却没人敢接。

“几位同志都话说得很实在，不是不服从组织安排，是砖窑厂体量太大，他们怕干不好，辜负组织信任。”

我知道王铁军在砖窑厂势力大，却没想到已经到了这个地步。县委的组织任命，在他那里竟成了一张废纸，整个砖窑厂成了他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。

“正科级的没人愿意去，”我看着邓文东，“副科级的呢？县直机关的，乡镇的，有没有合适的人选？”

邓文东重新翻开文件夹，手指在名单上划过：“副科级的倒是有几个。比如县化肥厂的团委书记张立新，三十二岁，年轻，有干劲，是大学生。还有县五金公司的副经理李卫东，三十三岁，搞供销出身，懂经营……”

吕连群直接拿过名单，扫了几眼，又递还给邓文东：“书记，我觉得张立新经验上少了些，团委书记嘛没管过生产，去了砖窑厂那种地方，怕是镇不住场子。李卫东倒是在五金公司搞过供销，可砖窑厂是重资产、高负债，人头杂、矛盾多，光会跑业务不行。”

他用指节在名单上敲了敲：“得找个懂财务、敢碰硬、又在县里没太多牵扯的嘛。我看最好是从审计、财政或者经委系统出，熟悉企业财务，再一个，要有点基层经验，知道怎么跟工人打交道。”

邓文东又推了推眼镜笑道：“吕书记，您说的在理。可这‘在县里没牵扯’，有时候反而是个问题。在县里没根没底，去了砖窑厂，容易被厂里人当成‘外来的和尚’，不买账。可要是牵扯太深，又怕裹进去，到时候甩不干净。”

他说的是实情。曹河就这么大，科级干部圈子更小，七拐八绕都能扯上关系。找个完全跟砖窑厂没瓜葛的，去了两眼一抹黑；找个有关系的，又怕被王铁军拉拢，或者本身就陷进去了。

我把名单拿过来，又仔细看了一遍。确确实实，曹河县的国有企业干部队伍，正处在青黄不接的断层期：五十年代出生的老厂长们，像王铁军这样的，思想僵化，守着摊子不想动；六零后这批中坚力量，大多在县直机关或乡镇，真正懂砖窑工艺、会算成本账、能压住老工人的，一个巴掌数得过来。

“这样，”我把名单合上，“范围再扩大点。不一定非得是企业口的干部——财政局、审计局、经委，甚至乡镇的年轻副职，只要熟悉工业经济、有基层经验、政治上靠得住，都可以考虑。你们组织部再深入摸排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。关键是敢不敢扛事，能不能打开局面。”

“是，我回去就安排。”邓文东点头应下，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。

记下要点，三人又研究了几个具体的人事工作，接着下午的时候，又到了几个乡镇查看粮食收购工作，不知不觉，一天的时间就这样在忙忙碌碌中结束了。

清晨六点，天刚蒙蒙亮。方云英就醒了，其实她一宿没怎么合眼。

隔壁屋的彭树德鼾声如雷，已经不是机械厂厂长，彭树德自然是回家休息了。只是虽然回了家，两人也是分房而居，各睡各屋。

方云英轻轻掀开被角下床，怕惊扰了隔壁的彭树德，连水龙头都拧得极慢，洗漱之后，方云英轻手轻脚走到客厅角落那个老式五斗橱前。

打开抽屉，在一叠旧衣服下面，摸出一个铁皮饼干盒。

盒子有些年头了，边角掉漆，露出暗红的锈迹。打开盒盖，里面没有饼干，只有用橡皮筋捆好的几沓不同面值的国库券，以及三张颜色略有差异的银行定期存单。

她小心地取出那三张存单，就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，仔细看着。三张都是中曹河支行的，存期三年，快到期了。

方云英找到纸笔，借着晨光细细地算。利息……三年期的按9.18%年复利算，五年期的按12.06%……她手指有些发颤，算了好几遍。利息加起来将近一万五千块。这意味着，这三张存单，有四分之一都是利息。

她心疼地闭了闭眼。这可都是她省吃俭用，加上彭树德早年的灰色收入攒下的。

以后再也不会有大额收入了，彭树德如今在工业局，听着是个局长，其实就是正科级的老干部，就剩下这点家底了。本想着靠着高利息，以后养老也能宽裕点。可现在……

卧室里传来彭树德翻身和含糊的嘟囔声。方云英赶紧把存单捏在手里。她走到窗边，看着楼下院子里开始有人走动，送学生的自行车铃叮当作响。

没办法，彭树德说得对，不赶紧把这窟窿填上，等调查组真的较起真来，顺着暖棚项目那笔挪用的资金往下查，万一扯出机械厂这边的事儿，就全完了。钱没了还能再攒，人要是进去了，这个家就散了。

她小心翼翼地把三张存单放进随身携带的黑色提包夹层里，拉好拉链，将手提包紧紧抱在怀里。

曹河支行是县城里最气派的建筑，三层小楼，贴着白色马赛克，楼顶上竖着巨大的红色行徽。方云英提着包走进去，熟门熟路地绕过大堂里排队的人群，直接走向后面的办公区。

“方主席，您来了！我们行长在办公室等您呢。”一位穿着白衬衫、套着银行制服的年轻女职员显然早就在等方云英，立刻迎上来，满脸笑容地将她引向二楼的行长办公室。

行长姓刘，是个四十多岁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，早已泡好了茶。见方云英进来，连忙起身：“方姐，快请坐。昨天接到您电话，我这一早就等着了。”

办公室宽敞明亮，空调吹着冷风颇为惬意，墙上挂着“储蓄光荣  功在国家”的红色标语。

办公桌是厚重的深棕色实木，玻璃板下压着利率表和日历。刘行长亲自给方云英倒了杯茶，用的是带盖的瓷杯。

“刘行长，麻烦你了，这么急。”方云英坐下，将手提包放在并拢的膝盖上。

“您这话说的，您是老领导，能来我们行是关心我们。”刘行长坐在对面，寒暄几句后，切入正题，接过单子之后，表情略显惋惜，“方姐，您那三张单子我都看过了……您真的决定全都提前支取？这损失可不小啊。”

他拿过桌上的算盘，熟练地拨弄了几下，又拿起一张最新的利率表：“您看啊，现在这利率，真是历史罕见。三个月定期的都有4.86%，半年7.20%，一年9.18%，五年的，年息12.06%！而且啊，”他压低声音，身体前倾，带着点神秘，“上面有风声，为了稳定储蓄，抑制市场乱集资的事，这利率可能还要往上调一调。您这六万三，要是存满五年，光利息就能再滚出小五万来！比咱们多少人辛辛苦苦上班强多了。”

方云英端起茶杯，吹了吹并不存在的浮沫，苦笑了一下：“谁说不是呢。怪不得现在都说，有钱人挣钱容易，把钱往你们银行一放，躺着吃利息就比我们忙活半辈子强。”

刘行长见有共鸣，话也多起来：“可不嘛方姐。您是不知道，前几年那些胆子大、有门路的，靠倒腾批文、搞价格双轨发了家的，不少人现在也学精了，把钱大笔大笔存进来，图个安稳高息。反倒是那些真刀真枪去做生意的，我听说赔的不少。就咱们县里，原来钟书记家的公子，钟壮，知道吧？”

方云英眉头微动：“钟壮？知道啊！”

“对，就是他。”刘行长声音更低了，“听说是跟外面的人合伙做什么生意，好像是什么建材还是饲料，具体不清楚，反正赔了大几十万！把他自己多年攒的钱，还有从别处倒腾来的钱，全搭进去了。最后没办法，从我们这儿把钱全取走了不说，听说还从农信社那边贷了款填窟窿。”

“哦？有这事？”方云英确实隐约听过风声，但不详实。

“千真万确。他最开始还想从我们这儿贷呢，后来估摸是觉得丢人，没敢开口。要不怎么说，这市场经济啊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还是放银行实在。”刘行长感慨道，随即又劝，“方姐，所以我说，您这笔钱，要不是天大的急用，真别取。损失太大了，而且这高息，过了这村可能真没这店了。”

方云英知道何尝不是如此，但面上只能叹气：“家里遇到点急事，等着用钱，没办法。利息损失就损失吧，总比……唉，不提了。刘行长，手续麻烦你抓紧给办了吧。”

刘行长见她心意已决，知道劝不动，惋惜地摇摇头，拿起内线电话吩咐了一句。不多时，一个戴着套袖的会计拿着一叠单据进来，请方云英签字。看着提前支取单上那“按活期利率计息”的条款，以及计算后大幅缩水的利息数字，方云英签字的手还是几不可查地顿了一下。

手续办完，又等了约莫半小时，一名干部模样的人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走了进来，当着方云英和刘行长的面，又清点了一遍。六万三千元本金，加上按活期折算后寥寥无几的利息，总共六万三千七百多元。大部分是五十元、十元的钞票，一百元的只有薄薄一叠。厚厚的几捆钱，用银行专用的纸带捆扎得结结实实。

方云英将沉甸甸的牛皮纸袋接过来，小心地装进自己带来的一个不起眼的旧布包里。刘行长一直将她送到银行门口，看着她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半旧的面包车。

面包车是县工业局的车，车身刷着白漆。开车的是彭树德本人，两人约好了，彭树德算着时间来的。

车子驶离银行，汇入县城并不算拥挤的车流。方云英抱着装满钱的布包，像抱着块石头。

“怎么开车来的？”

“骑摩托？我这不是觉得不安全嘛！”

方云英没说话，只是把布包往怀里搂得更紧了些，目光扫过车窗外掠过的“青年路”路牌，又道：“这钱，你亲自去，今天就交到机械厂财务科，看着他们开收据，入账。一定要写清楚是……是之前项目协调的返还款，名目你们自己想好，但手续必须齐全，账目必须做平。”方云英语气严肃。

彭树德双手把着方向盘，目视前方，嘴角撇了撇：“我去？我才不去。周平那小子现在翅膀硬了，你说我才刚走，把我安排在机械厂的那几个人，不是调岗就是架空，我这时候去，不是自讨没脸？我让其他人去办！”

方云英这个时候，已经开始数钱，把五叠钱塞进了信封。

“可靠吗？这可是五万多块，不是小数目。”方云英不放心。

“放心，财务上跟了我多少年了，绝对靠谱。她知道轻重。”彭树德语气有些不耐烦，“再说，我亲自抱着几万块钱去下面厂子交账，像什么话？传出去更不好听。”

方云英沉默了一下，知道他爱面子，尤其是在跟他不对付的机械厂厂长周平面前。她叹了口气，不再坚持，转而提醒道：“还有，你现在只是普通干部，这车是局长用的……以后少开。注意点影响。”

“知道了知道了，这不是今天急着办事嘛。”彭树德更不耐烦了，方向盘一打，车子拐进了县委大院门口。

“我就不进去了。”

方云英也不想彭树德进去：“我自己走进去就行，钱你可得收好。现在挣钱不容易！”

彭树德拍着方向盘道：“有权不用过期作废！你当副县长的时候，我哪回不是替你铺路搭桥？可是你都爱搭不理，人家钟建靠在酒厂卖官都挣了上百万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！”

方云英也不愿意和彭树德讨论这些问题。直接下车走人。

看着方云英略显蹒跚却依旧挺直的背影走进大门，彭树德脸上的烦躁慢慢褪去，转而浮起一丝轻松。他关上窗户，从驾驶座旁边摸出一个砖头大小的黑色大哥大，拉出天线，熟练地按了几个号码。

电话很快接通，传来一个年轻女人带着笑意的声音：“喂？办好了！”

“嗯，取出来了。刚把她送回去。”彭树德的声音不自觉地放软了些，带着点如释重负的亲昵，“晚上老地方见，这事你得帮我办好，交给其他人办我不放心。”

“知道，我给财务说好了！那我早点下班，回家拿瓶红酒……”女人的声音透着欢喜。

又低声调笑了几句，彭树德忍不住道：“梅梅，你今天是安全期吧！”

电话那头羞涩的道：“你来了，可是不安全，你劲太大了……”

几句话，撩拨的彭树德心里痒痒的……，这白天的时间真的太漫长了！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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